1896年10月，我进入剑桥女子中学学习，这是为了迈入哈佛大学的德克利夫学院做准备。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曾去过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参观。当时，我的宣言令我的朋友们为之一惊，我说：“将来我也会上大学，而且一定要上哈佛大学！”于是他们问我为什么不选择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我回答说因为这所学院里只有女生。从那时起，上大学的念头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进而变为一种坚定不移的愿望。可以说，这种愿望激励着我迈入学位争夺战的行列，而我的对手是一些能看能听、耳目俱全的学生。
虽然我身边那些明智而现实的朋友们强烈反对我，但在我离开纽约的时候，上大学的想法已变成不可动摇的既定目标，因此我下定决心前往剑桥女子中学。可以说，这是为实现我上哈佛的童年宣言而选择的一条捷径。
在剑桥女子中学里，莎立文老师同我一起上课并负责为我翻译授课内容。显而易见，那里导师并没有任何教授残疾学生的经验，所以我与那里的老师和同学们交流的唯一手段就是唇读。
我第一学年学习的课程包括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德语、拉丁文、算术、拉丁文写作和一些临时性课程。虽然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为自己上大学做学业准备，但不管怎么说，在英语方面我已经接受过莎立文老师很好的训练。因此，我的学院老师们很快就发现，对于那些指定课本，我并不需要特别的传授。此外，我在法语学习上的起点也很高，而拉丁语更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科目，所以，在最初的六个月当中，我需要认真学习的就只剩下德语了。虽然具备了这些优势，但是一些很严重的障碍仍对我的学业造成了影响。
首先，莎立文老师不可能把所有指定的书籍在我手上拼写出来。所以当务之急，我必须将这些课本转换成盲文，虽然这实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但我还是这样做了，当我将拉丁文用盲文抄录下来之后，我可以和其他女孩一起朗读课文了，这让我进步很快。
我的老师们也很快就熟悉了我那不完美的语音，而且能迅速地解答我的问题并纠正我的错误。虽然我不能在课堂上记笔记或者做练习，但是课后我会把所有的作文和盲文翻译用家里的打字机做完。
莎立文老师每天都以无限的耐心把老师们讲的所有内容在我手上拼写出来。其间，她还要帮我查找生词，并且一遍又一遍地为我读笔记和尚未译成盲文的书籍。这种冗长乏味的工作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我的德文老师弗劳?格鲁特女士和院长吉尔曼先生是学院里仅有的两位能用手语字母授课的老师。弗劳?格鲁特女士在拼写方面比较缓慢和不熟练。但是她仍然不辞辛劳地一周两次为我拼读授课，为的是让莎立文老师可以休息一下，稍作喘息。
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对我们慷慨相助，让辛苦的学习变成快乐的事。
在这一年里，我完成了算术课程的学习，复习了拉丁文语法，还读完了《高卢战记》的前三章。另外，我还“阅读”了一些德文著作，其中一半是在莎立文老师的帮助下读完的，另一半是靠我自己用手指摸着读完的。
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者》，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弗赖塔格的《从弗雷德里希大帝的国度来》，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以及歌德的《诗与真》，我是怀着非常大的兴致阅读这些德文名著的。我最喜欢的是席勒，他的诗篇非常恢弘，比如他对腓特烈大帝所取得的历史成就的赞颂，以及对歌德个人生活的描述都令我很着迷。还有《哈尔茨山游记》，也令我回味无穷，这部诗集可谓妙语连珠，对醉人美景的描写随处可见——紫藤覆盖的山野，阳光下水波潋滟的溪流，蛮荒之地，神圣的传奇，还有尘封已久的“灰姑娘”。如此富于想象力，只有那些对大自然怀有真挚的感情和独特鉴赏品位的人，才能够写出来。
吉尔曼先生还教过我一段时间的英文文学。我们一起阅读《皆大欢喜》，伯克的《与美国和解的演讲》，还有麦考雷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吉尔曼先生本身拥有广博的历史学识和文学素养，再加之他巧妙的讲解方式，让我切实体会到了学习的轻松愉悦，这跟我在课堂上被灌输那些教条性知识时的感觉完全不同。
麦考雷写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都很吸引人。这位在克鲁伯街上啃着面包的落魄男人，在身体和灵魂遭受双重磨难的情况下，始终能保持着一种友善的言行，还向贫穷无助的人伸出援手，我对他无比崇拜，也为他取得的成功而欢欣鼓舞，但对他的过失则视而不见。因为我认为尽管重压缠身，但是种种压力并没有摧垮他的意志，那些瑕疵也无损他的人格。
麦考雷用他出色的文笔化腐朽为神奇，让生动的人物跃然纸上。他的信念偶尔也会让我感到厌倦，但是他那为探寻真理而孜孜以求的精神，使我看待事物的态度变得更加理性了，这与我听到让我产生敬畏之情的“大不列颠的狄摩西尼”雄辩演说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感觉。
在我所读过的所有政论书籍中，没有比伯克的演讲更具有教育意义的了。我心潮起伏，在我面前，两个生活在共同屋檐下的敌对民族似乎在朝着和解的道路上迈进。令我越来越不解的是，面对伯克那激昂澎湃而富于雄辩的演讲，英国国王和他手下的众臣怎么可能充耳不闻，置我们的胜利和他们的耻辱于不顾呢？我在随后的研读中，对于这位大政治家所持的党派立场和人民的立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觉得，像这样一粒如此珍贵、蕴涵着真理和智慧的种子，竟然被湮没在无知和腐败的稗子中，的确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在剑桥学习期间，我平生第一次享受到了同学之间的友谊。这些同学都是能看能听，和我同龄的女孩子。我和其他几个同学住在与学校相连的一幢房子里，这里是豪厄尔斯先生曾居住过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可能都从这所房子里沾点“灵气”。同学们的很多游戏我都参加，甚至是雪中捉迷藏。我和她们一同远足，还会在一起讨论功课，或者一起高声朗读我们感兴趣的文章。有些女孩学会了同我“交谈”的方式，这样就避免了莎立文老师为我重复她们的话了，省去了很多麻烦。
圣诞节到了，我的母亲和小妹妹米尔德莱德和我一同度过。其间，热心的吉尔曼先生还把米尔德莱德安排在他的学校读书。就这样，米尔德莱德和我一起待在了剑桥女子中学，差不多有六个月的时间，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俩互相帮助，一学就是好几个小时，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后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预科考试。时间是1897年6月29日至7月3日，我报考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文、英语、希腊语和古罗马史。几门考试总共用了九个小时。我不仅通过了全部考试，而且我的德语和英语成绩还取得了“优等”的成绩。
在这里，将我参加考试的程序做一番简单的介绍。总分是16分，初级考试12分和高级考试4分，要一共得到15分以上，才算考试通过。试卷是早晨九点在哈佛启封的，然后用特别邮件送到拉德克利夫学院。每个试卷上不写姓名，只写编号，这样考生身份是保密的，我的编号是233号，但由于我必须要使用一台盲文打字机答题，因此我的身份是无法保密的。
因为打字机的敲击声会影响到其他同学，因此我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考试，吉尔曼先生亲自用手语拼写的方式为我读考题，房间门口还设置了一名专门的监考人员。
德语考试在第一天进行。吉尔曼先生坐在我旁边，先为我通读一遍考题，然后再一句一句分开写在我手上，与此同时，我也跟着大声重复，以表明我听清了他说的话。考题不算简单，在用打字机打出答案的同时，我的心里也感到惴惴不安。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案拼给我听，如果我觉得有必要的话就做一些修改，然后他再把修改后的内容插入到答案中。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在我以前所参加的任何一次考试当中，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待遇。
而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以后，就没有人会再为我读试题了，而且我也没有机会修改错误，除非我能提前做完答卷。也就是说，我可以利用有限的几分钟时间，根据自己的回忆修改疏漏之处，然后，再把改正后的答案写在卷子的下方。
如果说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要好的话，原因有两个：第一，复试时没有人为我读试卷；第二，初试时的科目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我在剑桥学院学过的课程，而复试就不一定了。
考试结束后，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送交到主考官手中，他还在试卷上附加了一纸证明：海伦?凯勒，233号考生，独立完成所有答题。
剩下的所有其他考试科目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不过后面的考试都不像德语这么难了。我记得在考拉丁文那天，施灵教授来到考场告诉我说，我已经圆满地通过了德语考试。这一消息令我信心倍增，于是，我带着非常放松的心态完成了后面其他科目的考试。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曾去过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参观。当时，我的宣言令我的朋友们为之一惊，我说：“将来我也会上大学，而且一定要上哈佛大学！”于是他们问我为什么不选择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我回答说因为这所学院里只有女生。从那时起，上大学的念头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进而变为一种坚定不移的愿望。可以说，这种愿望激励着我迈入学位争夺战的行列，而我的对手是一些能看能听、耳目俱全的学生。
虽然我身边那些明智而现实的朋友们强烈反对我，但在我离开纽约的时候，上大学的想法已变成不可动摇的既定目标，因此我下定决心前往剑桥女子中学。可以说，这是为实现我上哈佛的童年宣言而选择的一条捷径。
在剑桥女子中学里，莎立文老师同我一起上课并负责为我翻译授课内容。显而易见，那里导师并没有任何教授残疾学生的经验，所以我与那里的老师和同学们交流的唯一手段就是唇读。
我第一学年学习的课程包括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德语、拉丁文、算术、拉丁文写作和一些临时性课程。虽然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为自己上大学做学业准备，但不管怎么说，在英语方面我已经接受过莎立文老师很好的训练。因此，我的学院老师们很快就发现，对于那些指定课本，我并不需要特别的传授。此外，我在法语学习上的起点也很高，而拉丁语更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科目，所以，在最初的六个月当中，我需要认真学习的就只剩下德语了。虽然具备了这些优势，但是一些很严重的障碍仍对我的学业造成了影响。
首先，莎立文老师不可能把所有指定的书籍在我手上拼写出来。所以当务之急，我必须将这些课本转换成盲文，虽然这实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但我还是这样做了，当我将拉丁文用盲文抄录下来之后，我可以和其他女孩一起朗读课文了，这让我进步很快。
我的老师们也很快就熟悉了我那不完美的语音，而且能迅速地解答我的问题并纠正我的错误。虽然我不能在课堂上记笔记或者做练习，但是课后我会把所有的作文和盲文翻译用家里的打字机做完。
莎立文老师每天都以无限的耐心把老师们讲的所有内容在我手上拼写出来。其间，她还要帮我查找生词，并且一遍又一遍地为我读笔记和尚未译成盲文的书籍。这种冗长乏味的工作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我的德文老师弗劳?格鲁特女士和院长吉尔曼先生是学院里仅有的两位能用手语字母授课的老师。弗劳?格鲁特女士在拼写方面比较缓慢和不熟练。但是她仍然不辞辛劳地一周两次为我拼读授课，为的是让莎立文老师可以休息一下，稍作喘息。
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对我们慷慨相助，让辛苦的学习变成快乐的事。
在这一年里，我完成了算术课程的学习，复习了拉丁文语法，还读完了《高卢战记》的前三章。另外，我还“阅读”了一些德文著作，其中一半是在莎立文老师的帮助下读完的，另一半是靠我自己用手指摸着读完的。
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者》，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弗赖塔格的《从弗雷德里希大帝的国度来》，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以及歌德的《诗与真》，我是怀着非常大的兴致阅读这些德文名著的。我最喜欢的是席勒，他的诗篇非常恢弘，比如他对腓特烈大帝所取得的历史成就的赞颂，以及对歌德个人生活的描述都令我很着迷。还有《哈尔茨山游记》，也令我回味无穷，这部诗集可谓妙语连珠，对醉人美景的描写随处可见——紫藤覆盖的山野，阳光下水波潋滟的溪流，蛮荒之地，神圣的传奇，还有尘封已久的“灰姑娘”。如此富于想象力，只有那些对大自然怀有真挚的感情和独特鉴赏品位的人，才能够写出来。
吉尔曼先生还教过我一段时间的英文文学。我们一起阅读《皆大欢喜》，伯克的《与美国和解的演讲》，还有麦考雷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吉尔曼先生本身拥有广博的历史学识和文学素养，再加之他巧妙的讲解方式，让我切实体会到了学习的轻松愉悦，这跟我在课堂上被灌输那些教条性知识时的感觉完全不同。
麦考雷写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都很吸引人。这位在克鲁伯街上啃着面包的落魄男人，在身体和灵魂遭受双重磨难的情况下，始终能保持着一种友善的言行，还向贫穷无助的人伸出援手，我对他无比崇拜，也为他取得的成功而欢欣鼓舞，但对他的过失则视而不见。因为我认为尽管重压缠身，但是种种压力并没有摧垮他的意志，那些瑕疵也无损他的人格。
麦考雷用他出色的文笔化腐朽为神奇，让生动的人物跃然纸上。他的信念偶尔也会让我感到厌倦，但是他那为探寻真理而孜孜以求的精神，使我看待事物的态度变得更加理性了，这与我听到让我产生敬畏之情的“大不列颠的狄摩西尼”雄辩演说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感觉。
在我所读过的所有政论书籍中，没有比伯克的演讲更具有教育意义的了。我心潮起伏，在我面前，两个生活在共同屋檐下的敌对民族似乎在朝着和解的道路上迈进。令我越来越不解的是，面对伯克那激昂澎湃而富于雄辩的演讲，英国国王和他手下的众臣怎么可能充耳不闻，置我们的胜利和他们的耻辱于不顾呢？我在随后的研读中，对于这位大政治家所持的党派立场和人民的立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觉得，像这样一粒如此珍贵、蕴涵着真理和智慧的种子，竟然被湮没在无知和腐败的稗子中，的确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在剑桥学习期间，我平生第一次享受到了同学之间的友谊。这些同学都是能看能听，和我同龄的女孩子。我和其他几个同学住在与学校相连的一幢房子里，这里是豪厄尔斯先生曾居住过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可能都从这所房子里沾点“灵气”。同学们的很多游戏我都参加，甚至是雪中捉迷藏。我和她们一同远足，还会在一起讨论功课，或者一起高声朗读我们感兴趣的文章。有些女孩学会了同我“交谈”的方式，这样就避免了莎立文老师为我重复她们的话了，省去了很多麻烦。
圣诞节到了，我的母亲和小妹妹米尔德莱德和我一同度过。其间，热心的吉尔曼先生还把米尔德莱德安排在他的学校读书。就这样，米尔德莱德和我一起待在了剑桥女子中学，差不多有六个月的时间，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俩互相帮助，一学就是好几个小时，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后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预科考试。时间是1897年6月29日至7月3日，我报考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文、英语、希腊语和古罗马史。几门考试总共用了九个小时。我不仅通过了全部考试，而且我的德语和英语成绩还取得了“优等”的成绩。
在这里，将我参加考试的程序做一番简单的介绍。总分是16分，初级考试12分和高级考试4分，要一共得到15分以上，才算考试通过。试卷是早晨九点在哈佛启封的，然后用特别邮件送到拉德克利夫学院。每个试卷上不写姓名，只写编号，这样考生身份是保密的，我的编号是233号，但由于我必须要使用一台盲文打字机答题，因此我的身份是无法保密的。
因为打字机的敲击声会影响到其他同学，因此我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考试，吉尔曼先生亲自用手语拼写的方式为我读考题，房间门口还设置了一名专门的监考人员。
德语考试在第一天进行。吉尔曼先生坐在我旁边，先为我通读一遍考题，然后再一句一句分开写在我手上，与此同时，我也跟着大声重复，以表明我听清了他说的话。考题不算简单，在用打字机打出答案的同时，我的心里也感到惴惴不安。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案拼给我听，如果我觉得有必要的话就做一些修改，然后他再把修改后的内容插入到答案中。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在我以前所参加的任何一次考试当中，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待遇。
而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以后，就没有人会再为我读试题了，而且我也没有机会修改错误，除非我能提前做完答卷。也就是说，我可以利用有限的几分钟时间，根据自己的回忆修改疏漏之处，然后，再把改正后的答案写在卷子的下方。
如果说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要好的话，原因有两个：第一，复试时没有人为我读试卷；第二，初试时的科目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我在剑桥学院学过的课程，而复试就不一定了。
考试结束后，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送交到主考官手中，他还在试卷上附加了一纸证明：海伦?凯勒，233号考生，独立完成所有答题。
剩下的所有其他考试科目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不过后面的考试都不像德语这么难了。我记得在考拉丁文那天，施灵教授来到考场告诉我说，我已经圆满地通过了德语考试。这一消息令我信心倍增，于是，我带着非常放松的心态完成了后面其他科目的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