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夏天，我参加了文化讲习班，那是美国聋哑人语言教育促进协会在肖特科湖举办的。在那里，我被安排到纽约市的赖特休梅森聋哑人学校上学。1894年10月，在莎立文老师的陪伴下，我到了那里。这是一所专门为发展高级有声文化和唇读训练而兴建的学校。除去必修的科目，在这所学校学习的两年之中，我还会学习到算术、自然地理学、法语和德语等课程。
我的德语老师是瑞米小姐，她能用手语字母同我交流，在我掌握了少量词汇后，我们就利用每一次机会用德语谈话。短短几个月之后，我几乎就可以听懂她所说的任何事了。在第一年快结束的时候，我怀着极大的兴致阅读了《威廉?退尔》这部小说。
我认为我在德文学习上取得的进步要远远胜过其他学科，老实讲，其他的科目让我有点吃力，尤其是法语相当难学。教我法语的是奥里维埃夫人，这位法国女士不懂手语字母，因此她只能口述授课，而读懂她的唇语实属不易，所以同德语相比，我学习法语的速度要慢得多。尽管我与奥里维埃夫人同心协力地携手向前，可我们仍然没有达到理想目标。我想，或许是目标定得太高，因此失望也就在所难免了。虽然如此，我还是设法重读了《屈打成医》，虽然这本书也非常有趣，但相对而言，我还是喜欢《威廉?退尔》。
除此之外，我依然把算术当做一门充满陷阱的学科，当我一有不懂的问题时，我就去“推测”而不是去“推理”，这个毛病再加上我感官上的迟钝更加重了我理解的困难。也给自己和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但当我不再“猜想”，欣然接受各种结论时，最终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错上加错。
这些种种令人失望的事情，虽然让我一度消沉沮丧，但是我对其他科目的学习兴趣依旧未减，尤其是自然地理学。了解自然界的奥秘是一种乐趣：比如风是如何从四面八方吹来的，水蒸气是如何从大地的尽头飘升至天空的，河流是如何在巉岩峭壁间劈风斩浪的，群山是如何被大地所倾覆的，人类又是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自然之力的。
在纽约的这两年是一段令人愉快的时光，每每想起，我都会从心底里感到开心。我尤其记得我和莎立文老师每天在中央公园散步的场景，对我而言，这是这个城市唯一令我感到称心如意的地方。我从未遗漏掉在这个大公园里的半点快乐。我喜欢对每一次的公园漫步进行描述，因为这里的美无处不在，我在纽约的九个月中，每天都可以感受到令人愉悦的盛景佳境。
春天的时候，我们会到各种有意思的地方旅行。我们驾船航行在哈德逊河上，徜徉在布莱恩特所吟唱的芳草依依的岸边，我喜欢河边断崖朴素雄浑的野性之美。沿河而行，我们参观了西点军校，游览了华盛顿和欧文的家乡泰瑞镇，我们还穿行过“睡谷”一次。
赖特休梅森学校的老师们在教育学生的时候一切从学生的角度着想，他们会以学生的兴趣作为教学出发点，很少对学生做强行灌输，而且，他们会引领这些身患残疾的孩子走出艰涩的生存环境。
在我即将离开纽约的时候，快乐的时光已经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悲痛。这种悲痛仅次于当年我父亲的去世。
1896年2月，波士顿的约翰?P.斯鲍尔丁先生去世了。只有那些认识他并对他表示敬重的人，才会理解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深厚。以前，只要斯鲍尔丁先生在我们身边，无论我们在生活学习中遇到了多么大的困难，我们都不会感到气馁无助，因为他以其谦逊而优雅的态度把愉悦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他给予了我和莎立文老师最慷慨无私的关怀。每当想到他的慈爱，我们眼前就会立刻浮现出他那关注的神情。斯鲍尔丁先生的去世给我们的生命留下的巨大空白，是谁也无法弥补的。
我的德语老师是瑞米小姐，她能用手语字母同我交流，在我掌握了少量词汇后，我们就利用每一次机会用德语谈话。短短几个月之后，我几乎就可以听懂她所说的任何事了。在第一年快结束的时候，我怀着极大的兴致阅读了《威廉?退尔》这部小说。
我认为我在德文学习上取得的进步要远远胜过其他学科，老实讲，其他的科目让我有点吃力，尤其是法语相当难学。教我法语的是奥里维埃夫人，这位法国女士不懂手语字母，因此她只能口述授课，而读懂她的唇语实属不易，所以同德语相比，我学习法语的速度要慢得多。尽管我与奥里维埃夫人同心协力地携手向前，可我们仍然没有达到理想目标。我想，或许是目标定得太高，因此失望也就在所难免了。虽然如此，我还是设法重读了《屈打成医》，虽然这本书也非常有趣，但相对而言，我还是喜欢《威廉?退尔》。
除此之外，我依然把算术当做一门充满陷阱的学科，当我一有不懂的问题时，我就去“推测”而不是去“推理”，这个毛病再加上我感官上的迟钝更加重了我理解的困难。也给自己和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但当我不再“猜想”，欣然接受各种结论时，最终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错上加错。
这些种种令人失望的事情，虽然让我一度消沉沮丧，但是我对其他科目的学习兴趣依旧未减，尤其是自然地理学。了解自然界的奥秘是一种乐趣：比如风是如何从四面八方吹来的，水蒸气是如何从大地的尽头飘升至天空的，河流是如何在巉岩峭壁间劈风斩浪的，群山是如何被大地所倾覆的，人类又是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自然之力的。
在纽约的这两年是一段令人愉快的时光，每每想起，我都会从心底里感到开心。我尤其记得我和莎立文老师每天在中央公园散步的场景，对我而言，这是这个城市唯一令我感到称心如意的地方。我从未遗漏掉在这个大公园里的半点快乐。我喜欢对每一次的公园漫步进行描述，因为这里的美无处不在，我在纽约的九个月中，每天都可以感受到令人愉悦的盛景佳境。
春天的时候，我们会到各种有意思的地方旅行。我们驾船航行在哈德逊河上，徜徉在布莱恩特所吟唱的芳草依依的岸边，我喜欢河边断崖朴素雄浑的野性之美。沿河而行，我们参观了西点军校，游览了华盛顿和欧文的家乡泰瑞镇，我们还穿行过“睡谷”一次。
赖特休梅森学校的老师们在教育学生的时候一切从学生的角度着想，他们会以学生的兴趣作为教学出发点，很少对学生做强行灌输，而且，他们会引领这些身患残疾的孩子走出艰涩的生存环境。
在我即将离开纽约的时候，快乐的时光已经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悲痛。这种悲痛仅次于当年我父亲的去世。
1896年2月，波士顿的约翰?P.斯鲍尔丁先生去世了。只有那些认识他并对他表示敬重的人，才会理解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深厚。以前，只要斯鲍尔丁先生在我们身边，无论我们在生活学习中遇到了多么大的困难，我们都不会感到气馁无助，因为他以其谦逊而优雅的态度把愉悦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他给予了我和莎立文老师最慷慨无私的关怀。每当想到他的慈爱，我们眼前就会立刻浮现出他那关注的神情。斯鲍尔丁先生的去世给我们的生命留下的巨大空白，是谁也无法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