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剑桥中学开始第二年的学习生涯时，我满怀希望，内心里充满了必胜的决心。但是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遇到一些意外的难题。
吉尔曼先生认为我在这一年里应该以学习数学为主。当时我学习的课程有物理、代数、几何学、希腊语和拉丁文。但不幸的是，我需要的很多书都没有被制成盲文，因此在有些科目上，我缺少了必要的学习工具。而且，这些科目都是很多人一起上的大课，老师不可能为我做单独辅导。莎立文老师只得把所有的课本读给我听，还要为我翻译老师的话。十一年来，她那双神奇的手，第一次露出了力不从心的感觉。
此外，我需要在课堂上写下代数和几何的运算过程，还需要解决物理方面的难题，后来直到我们买来了一块盲文写字板，这一切才顺利解决。
通过这台机器，我可以把自己的解题步骤和过程记录下来。我无法看到那些画在黑板上的几何图形，我获取形象认识的唯一手段，就是以一个靠垫做依托，再把几何图形用或直或弯的细铁丝拼接出来。我不得不在脑海中描摹这些图形。正如基斯先生在他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我不但要抓住图形的形状，还要进行假设、演算和推理论证。
简而言之，每门学科都有其困难之处。有时候我会失去所有的勇气，背叛自己真实的感觉，让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羞愧难当。尤其是当我脾气暴躁时对莎立文老师的态度更是让我追悔莫及。因为在我所有的良师益友当中，她是唯一一个能抚平我内心伤痛的人，她能够“将曲线捋直，令崎岖之地变成坦途”。
渐渐地，我的困难开始消失了。盲文书籍和其他的学习工具都拿到了手，我重新建立起自信，又投入到学习中。代数和几何这两门课程仍在继续同我的努力相抗衡。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我天生缺乏数学头脑，对不同的点面关系总是不能很好地理解。几何图形尤其让我恼火，因为我无法看到不同图形之间的关系，即使在垫子上摆放我也无法理解其中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直到基斯先生开始教我，我才对数学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算是踏进了几何学的门槛。
正当我开始克服种种困难的时候，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一切。
在那些盲文书籍到位之前，吉尔曼先生不顾我的严词反对，对莎立文老师纵容我的用功过度提出了忠告，他还削减了我背诵课文的次数。
起初，我们曾达成协议，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应该用五年的时间为上大学做准备。但是到了第一学年的期末，我在考试中的成功表现向莎立文老师、哈勃小姐（剑桥女子中学的校务长）和其他人证明了，我也许能轻松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完成准备工作。一开始吉尔曼先生同意我的想法，但是当我在学业上遇到了稍许的困惑时，他便认定我用功过度了，并且认为我还应该在他的学校里再学三年。我不喜欢他的计划，因为我希望能和班上的同学们一起升入大学。
11月17日早晨，我感觉身体不适，所以就没有去上课。虽然莎立文老师知道我的病情并不严重，但当吉尔曼先生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宣布我一定是身体垮掉了，他对我的学习安排做出了调整，不让我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期末考试。最终，吉尔曼先生和莎立文老师的分歧直接导致了我的母亲把我和米尔德莱德从剑桥女子中学接走。
经过了短暂的耽搁，学校安排我继续学习，这次我的老师是剑桥女子中学的默顿?S.基斯先生。这一年的冬天，除了在学校学习，其余的时间我和莎立文老师都住在我们的朋友J.E.钱柏林先生家里，他们家在距离波士顿二十五英里的兰瑟姆。
从1898年的2月至7月，基斯先生每周会来兰瑟姆两次，教我代数、几何、希腊语和拉丁语。莎立文老师则会为我翻译他的讲解。
1898年10月，我们返回了波士顿。在其后的八个月中，基斯先生每周给我上五次课，每次大约一个小时。每次上课，他首先解答我上一节课不懂的问题，然后再布置新作业，同时，把我在那个星期里用打字机打出的希腊文作业带回家，仔细地批改，然后交还给我。
我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为进入大学做着准备，从来也没有间断过。我发现，同接受课堂灌输相比，自学的过程更加容易，也更富有乐趣。自学时不会有仓促之感，也不会造成思维混乱。基斯先生有充足的时间解答我的疑问，所以，我学得又快又好，效果远比在学校学习要好。不过，同我所学的任何其他课程相比，数学仍然是最令我感到棘手的问题。真希望代数和几何能有语言文学一半的容易就好了。
但即便是数学，基斯先生也能把它变得饶有趣味。他总是能把那些难题分解成一个个小的部分，让我更加容易明白，他时刻令我的思维保持在活跃和求知的状态。他训练我运用理性的思维，冷静而客观地寻求事物的结论，而不应该漫无目的地误打误撞。他总是对我宽容有加，不论我表现得多么愚钝，他总是对我充满了信心，换了其他人，可能早就对我的笨拙失去耐心了。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第一天考的是初级希腊语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的是德语、代数和高级希腊语。
校方不许莎立文老师为我读试卷，而是雇来了帕金斯盲人学院的尤金?C.维宁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式布莱叶盲文。对我来说，维宁先生是完全陌生的人，除了撰写盲文之外，他并不同我交流。而监考老师也是陌生人，也压根不打算同我有任何交流。
在语言类的考试中，盲文还挺好用，但是在几何和代数考试中，问题就出现了。我感到既困惑又沮丧，尤其是代数，在这上面我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事实上，我对这个国家通用的所有字母盲文熟稔于心，无论英式、美式，还是纽约浮点式。但这三种系统在几何和代数方面所使用的各种符号和标志却是大相径庭，而在代数方面我只用过英式盲文。
在考试前两天，维宁先生给我寄来了一份哈佛以前用过的代数试卷。令我感到沮丧的是，这是一份用美式盲文标注的试卷。我立刻坐下来，给维宁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解释一下那些符号的意思。维宁先生在回信中给我又寄了一份试卷，并附了一张符号对照表，我立刻开始着手学习那些符号。当时正是代数考试前一天的晚上，而我还在拼命地分析那些异常复杂的标注，我还是无法知道大括号、圆括号和根号的组合排列方式。我和莎立文老师全都愁眉不展，对第二天的考试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好在我们在考试那天提前到了一小会儿，又请维宁先生详细地解释了美式符号的用法。
尽管如此，在几何考试中我还是遇到了标注不清的问题，一直以来，我都习惯按行写出的命题，或者是让别人把命题写在我的手掌上。但现在这些命题全部摆在我的面前，我发现自己被弄得糊里糊涂的，根本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也不明白自己到底读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考代数的时候，我仍然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总之，我想困扰我的正是那些刚刚学到的数学符号。此外，我也无法看到自己在打字机上写下的东西。而我以前总是用盲文和头脑进行学习的。基斯先生一贯鼓励我以心智解决问题，他并没有特别训练我如何书写答卷。因此，我做卷子的过程相当缓慢，我必须把那些例子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才能大概了解我应该怎样做。实际上，我甚至都不确定我对那些符号的解读到底正不正确。我发现自己很难做到随机应变。
但是我不会指责任何人的。拉德克利夫学院的行政委员会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为我设置的考试障碍有多大，他们也不会理解我必须要克服怎样特殊的困难才能够完成考试。但如果说他们是无意识地在我的前进道路上制造了障碍，那么，当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将这些障碍一一克服的时候，我感到了无比宽慰。
吉尔曼先生认为我在这一年里应该以学习数学为主。当时我学习的课程有物理、代数、几何学、希腊语和拉丁文。但不幸的是，我需要的很多书都没有被制成盲文，因此在有些科目上，我缺少了必要的学习工具。而且，这些科目都是很多人一起上的大课，老师不可能为我做单独辅导。莎立文老师只得把所有的课本读给我听，还要为我翻译老师的话。十一年来，她那双神奇的手，第一次露出了力不从心的感觉。
此外，我需要在课堂上写下代数和几何的运算过程，还需要解决物理方面的难题，后来直到我们买来了一块盲文写字板，这一切才顺利解决。
通过这台机器，我可以把自己的解题步骤和过程记录下来。我无法看到那些画在黑板上的几何图形，我获取形象认识的唯一手段，就是以一个靠垫做依托，再把几何图形用或直或弯的细铁丝拼接出来。我不得不在脑海中描摹这些图形。正如基斯先生在他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我不但要抓住图形的形状，还要进行假设、演算和推理论证。
简而言之，每门学科都有其困难之处。有时候我会失去所有的勇气，背叛自己真实的感觉，让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羞愧难当。尤其是当我脾气暴躁时对莎立文老师的态度更是让我追悔莫及。因为在我所有的良师益友当中，她是唯一一个能抚平我内心伤痛的人，她能够“将曲线捋直，令崎岖之地变成坦途”。
渐渐地，我的困难开始消失了。盲文书籍和其他的学习工具都拿到了手，我重新建立起自信，又投入到学习中。代数和几何这两门课程仍在继续同我的努力相抗衡。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我天生缺乏数学头脑，对不同的点面关系总是不能很好地理解。几何图形尤其让我恼火，因为我无法看到不同图形之间的关系，即使在垫子上摆放我也无法理解其中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直到基斯先生开始教我，我才对数学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算是踏进了几何学的门槛。
正当我开始克服种种困难的时候，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一切。
在那些盲文书籍到位之前，吉尔曼先生不顾我的严词反对，对莎立文老师纵容我的用功过度提出了忠告，他还削减了我背诵课文的次数。
起初，我们曾达成协议，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应该用五年的时间为上大学做准备。但是到了第一学年的期末，我在考试中的成功表现向莎立文老师、哈勃小姐（剑桥女子中学的校务长）和其他人证明了，我也许能轻松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完成准备工作。一开始吉尔曼先生同意我的想法，但是当我在学业上遇到了稍许的困惑时，他便认定我用功过度了，并且认为我还应该在他的学校里再学三年。我不喜欢他的计划，因为我希望能和班上的同学们一起升入大学。
11月17日早晨，我感觉身体不适，所以就没有去上课。虽然莎立文老师知道我的病情并不严重，但当吉尔曼先生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宣布我一定是身体垮掉了，他对我的学习安排做出了调整，不让我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期末考试。最终，吉尔曼先生和莎立文老师的分歧直接导致了我的母亲把我和米尔德莱德从剑桥女子中学接走。
经过了短暂的耽搁，学校安排我继续学习，这次我的老师是剑桥女子中学的默顿?S.基斯先生。这一年的冬天，除了在学校学习，其余的时间我和莎立文老师都住在我们的朋友J.E.钱柏林先生家里，他们家在距离波士顿二十五英里的兰瑟姆。
从1898年的2月至7月，基斯先生每周会来兰瑟姆两次，教我代数、几何、希腊语和拉丁语。莎立文老师则会为我翻译他的讲解。
1898年10月，我们返回了波士顿。在其后的八个月中，基斯先生每周给我上五次课，每次大约一个小时。每次上课，他首先解答我上一节课不懂的问题，然后再布置新作业，同时，把我在那个星期里用打字机打出的希腊文作业带回家，仔细地批改，然后交还给我。
我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为进入大学做着准备，从来也没有间断过。我发现，同接受课堂灌输相比，自学的过程更加容易，也更富有乐趣。自学时不会有仓促之感，也不会造成思维混乱。基斯先生有充足的时间解答我的疑问，所以，我学得又快又好，效果远比在学校学习要好。不过，同我所学的任何其他课程相比，数学仍然是最令我感到棘手的问题。真希望代数和几何能有语言文学一半的容易就好了。
但即便是数学，基斯先生也能把它变得饶有趣味。他总是能把那些难题分解成一个个小的部分，让我更加容易明白，他时刻令我的思维保持在活跃和求知的状态。他训练我运用理性的思维，冷静而客观地寻求事物的结论，而不应该漫无目的地误打误撞。他总是对我宽容有加，不论我表现得多么愚钝，他总是对我充满了信心，换了其他人，可能早就对我的笨拙失去耐心了。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第一天考的是初级希腊语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的是德语、代数和高级希腊语。
校方不许莎立文老师为我读试卷，而是雇来了帕金斯盲人学院的尤金?C.维宁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式布莱叶盲文。对我来说，维宁先生是完全陌生的人，除了撰写盲文之外，他并不同我交流。而监考老师也是陌生人，也压根不打算同我有任何交流。
在语言类的考试中，盲文还挺好用，但是在几何和代数考试中，问题就出现了。我感到既困惑又沮丧，尤其是代数，在这上面我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事实上，我对这个国家通用的所有字母盲文熟稔于心，无论英式、美式，还是纽约浮点式。但这三种系统在几何和代数方面所使用的各种符号和标志却是大相径庭，而在代数方面我只用过英式盲文。
在考试前两天，维宁先生给我寄来了一份哈佛以前用过的代数试卷。令我感到沮丧的是，这是一份用美式盲文标注的试卷。我立刻坐下来，给维宁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解释一下那些符号的意思。维宁先生在回信中给我又寄了一份试卷，并附了一张符号对照表，我立刻开始着手学习那些符号。当时正是代数考试前一天的晚上，而我还在拼命地分析那些异常复杂的标注，我还是无法知道大括号、圆括号和根号的组合排列方式。我和莎立文老师全都愁眉不展，对第二天的考试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好在我们在考试那天提前到了一小会儿，又请维宁先生详细地解释了美式符号的用法。
尽管如此，在几何考试中我还是遇到了标注不清的问题，一直以来，我都习惯按行写出的命题，或者是让别人把命题写在我的手掌上。但现在这些命题全部摆在我的面前，我发现自己被弄得糊里糊涂的，根本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也不明白自己到底读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考代数的时候，我仍然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总之，我想困扰我的正是那些刚刚学到的数学符号。此外，我也无法看到自己在打字机上写下的东西。而我以前总是用盲文和头脑进行学习的。基斯先生一贯鼓励我以心智解决问题，他并没有特别训练我如何书写答卷。因此，我做卷子的过程相当缓慢，我必须把那些例子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才能大概了解我应该怎样做。实际上，我甚至都不确定我对那些符号的解读到底正不正确。我发现自己很难做到随机应变。
但是我不会指责任何人的。拉德克利夫学院的行政委员会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为我设置的考试障碍有多大，他们也不会理解我必须要克服怎样特殊的困难才能够完成考试。但如果说他们是无意识地在我的前进道路上制造了障碍，那么，当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将这些障碍一一克服的时候，我感到了无比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