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冬天，我一直明媚的心情被一抹乌云所遮盖，欢乐弃我而去。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都活在疑惑、焦虑和恐惧之中。书本在我眼中失去了吸引力，直到现在，那段可怕的日子仍然令我心有余悸。
事情是这样的，我曾写过一个题目叫做《冰雪王》的小故事，我还把它送给了帕金斯盲人学院的安纳诺斯先生，这个故事就是引起麻烦的根源。为了把事实交代清楚，我必须从头慢慢讲起，以讨回我和莎立文老师应该得到的尊重与肯定。
在我学会说话之后的那年秋天，我在家中写下这个故事。当时，我们住在弗恩采石场，睡觉的时间也比平时晚得多。莎立文老师向我描述了深秋树叶的美丽多彩，她的讲述似乎唤醒了我对某个故事沉睡的记忆。这个故事一定被我读到过，我一定是在不知不觉间记住了这个故事。于是我想，我也要编写一个故事。说写就写，各种各样的思绪从头脑中喷涌出来。我发现了创作过程的喜悦，体会到了文思泉涌的快乐。
在我的指端下富有生命的文字畅快游走，我把一个又一个句子写在了我的盲文木板上。变幻的词语和丰富的想象力变得唾手可得，显然这表明它们并非是出自我思想的产物，最多只是被我头脑遗弃的零星碎片。那时，我如饥似渴地汲取我读到的任何东西，从来就不会对著作本身有什么想法。即使是现在，我也无法完全在我的思想和我读到的那些书之间划清界限。我想，这是因为我只能依靠别人的眼睛“看”世界的缘故，也因此造成了我过多地接受了别人的所见所闻，而缺少自己思考的现状。
故事一写完，我就立刻讲给老师听。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沉醉其中的情景，当然还有被老师纠正单词读音时的懊恼之情。晚餐时，我把故事读给全家人听。他们惊讶于我写得如此之好，甚至有人问我这是不是我自己写的，是不是从别的书里读到的故事。
这样的疑问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和反感，因为我不记得有谁曾为我读过这样的故事。我大声澄清道：“哦，不，这是我自己的故事，是我为安纳诺斯先生写的故事。”
最后我把整个故事整理下来，并且把它作为生日礼物寄给了安纳诺斯先生。有人建议我应该把《冰雪王》这个题目改为《秋天的落叶》，但是我坚持用自己的题目。我亲自把这个小故事送到了邮局。一路上，我都非常高兴，轻飘飘的仿佛走在了云层里一般。那时的我完全没有料到，我会为这件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付出多么深重的代价。
安纳诺斯先生非常喜欢我的《冰雪王》，他还把故事登在了帕金斯盲人学院的一份刊物上。可以说，这把我推到了快乐的顶点，但是片刻之后，我就从云端直坠地面。我刚回到波士顿不久，就有人发现了一篇同《冰雪王》类似的故事，那个故事名叫《雪仙子》，作者是玛格利特?肯拜小姐。这篇故事出自一本叫做《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的书，而这本书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出版了。
两篇故事无论在思路还是语言上都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说，我的故事是一篇剽窃之作。起初我感到难以理解，但是搞明白后，我感到既震惊又伤心。没有一个孩子像我这样饮下了这么多的苦水。我感到颜面尽失。我令我最爱的那些人疑虑重重。可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搜索枯肠左思右想，直到厌倦了回忆我读到过的任何有关森林的故事。而且在写《冰雪王》之前，我也不记得看到过任何有关冰雪的故事。只记得杰克?弗罗斯特有一首写给孩子们的诗叫做《寒冬奇想》，内容大概和冰雪有关，但我并没有引用这首诗啊。
虽然安纳诺斯先生深受困扰，但是他开始的时候还是相信我的，我很感谢他。我原以为这只是个短暂的阴霾，很快就会消散了，可谁知道事情还在恶化。
为了让安纳诺斯先生高兴，我尽量掩饰自己的不快，在我得到那个坏消息之后不久，我以最优雅的举止参加了华盛顿诞辰的庆典活动。
在伙伴们组织的假面舞会中，我扮演了谷物女神色瑞斯。我的身上围裹着华丽的织物，头上缠绕着亮闪闪的秋叶，手脚周围布满了果实和谷物；然而大家都不知道，在这些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外表之下，我的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忧伤。
庆典活动的前一天晚上，学院里的一位老师问了我一个同《冰雪王》有关的问题。我告诉她，莎立文老师曾跟我介绍过杰克?弗罗斯特及其出色的诗作。我想我讲的某些事情让她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她从中“觉察”到了我对肯拜小姐的《雪仙子》记忆犹新，甚至认为我坦白交代了自己的过错。虽然我一再重申她这是错误推断，但她还是把自己的结论提交给了安纳诺斯先生。
于是善良的安纳诺斯先生认为我欺骗了他，对我和莎立文老师为捍卫清白而做的辩解充耳不闻。他相信，或者至少是怀疑，我和莎立文老师故意偷取了别人的思想精华，并且将其用作自己赢得他人赞赏的工具。我还受到了由学院教师和官员组成的调查法庭的质询，而莎立文老师则被告知要暂时回避。
我被调查法庭翻来覆去地问讯，他们似乎下定决心要将我判定为：曾读过《雪仙子》。我认为每一个引起怀疑的问题都是他们的主观臆断。同时，我也感觉到了一个亲密的朋友正在用责备的眼神看着我，只是我无法把这些感受用言语表达出来。我想大吐心中的委屈，但是除了几个简单的音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甚至连我的意识开始涣散，感到前所未有的头晕目眩。
终于，我被获准离开房间了，令人安慰的是莎立文老师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而我的朋友们也都说我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她们为我感到自豪。可遗憾的是，当时我头晕脑涨，根本没有留意老师的拥抱和朋友们的好言安慰。
那晚我躺在床上，号啕大哭，我希望别的孩子不要遭受我这样的痛苦。我浑身发冷，觉得自己在天亮之前就会死去，而且，这种想法令我感到了一丝宽慰。我想，假如在我长大后遇到这种伤心事，那么我的灵魂一定会破碎到无法修补的境地。但幸运的是，这件事发生在我小的时候，因此遗忘天使迟早会收集起早先痛苦岁月的所有悲伤，并且将其彻底清除出我的记忆。
莎立文老师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也没有听说过《雪仙子》的故事。但她在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的帮助下，仔细地调查了这件事，最后终于有了些眉目。原来霍普金斯夫人有一本肯拜小姐的《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1888年，我和她一起在布鲁斯特度过了夏天，当时莎立文老师正在外出休假，霍普金斯夫人为了逗我开心，就为我读各种各样的书，但她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是否为我读过《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中《雪仙子》的故事了，而且她现在也已经无法找到那本书了，因为她把之前我们住过的那所房子给卖掉了，而在卖掉房子的时候，她处理了大量的青少年读物、老旧课本和童话故事，《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很可能就夹在其中。
对我而言，当时这些故事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不过，那些奇异的单词拼写，足以让一个没有任何乐趣的小孩子开心一阵子了。虽然我连任何一个同那些故事有关的情节都记不起来了，但是我无法忘掉学习单词的艰苦过程。在老师休假归来后，我马上让老师给我解释那些陌生的词。但这其中并不包括《雪仙子》故事里的单词。
或许真的曾经有人把肯拜小姐的故事读给我听，这些记忆只是暂时性的遗忘，当我需要的时候，它们又迅速恢复。我想这些语言在我头脑中留下了无法抹杀的烙印，最终成为我思想的一部分，只是我一直没去注意这个问题而已。
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怀和爱护，我的朋友们统统向我伸出了援手，把我从低谷中拉上来。肯拜小姐亲自写信安慰我：“有朝一日，你也会用自己的头脑写出一篇伟大的故事，它将会抚慰很多人，将会让很多人受益匪浅。”
虽然肯拜小姐这样说，但是这个预言从来没有实现过，因为自那以后，我不敢再做仅仅为了娱乐而玩弄辞藻的游戏了。我被恐惧折磨着，我害怕我写的东西不是我自己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是在给母亲写信的时候，我也会感到如临大敌般惴惴不安。我会反反复复地拼写句子，以确信我并没有在某本书中读到过这些话。要不是莎立文老师一直对我进行鼓励，我想我甚至连把那些单词组合成句都无法做到了。
后来我又将《雪仙子》读了一遍，又看了看我在写《冰雪王》时期所写的信，结果在一封时间是1891年9月29日，写给安纳诺斯先生的信中找到了佐证，这封信里的措辞和观点确实很像《雪仙子》的语言。当然，这些都是被我融会贯通后的，能够代表我自己思想的词句。比如，我是这样描述老师所说的秋日中金黄色的树叶的：“是的，它们的美丽足以安抚我们对逝去夏日的眷恋之情。”这事实上是肯拜小姐的故事中的一个观点。
这种深受周围事物同化的习性是我很习惯和喜欢的，我在早期通信和最初的写作中无不透露出同化因素的影响。我曾在自己的文章里写到了希腊和意大利的古老城市，我借用了多姿多彩的生动描述，但是我已经不记得它们是出自哪本书了。
因为我知道安纳诺斯先生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遗迹情有独钟，非常推崇它们所创造的古代文明。所以，我便从我读过的所有书本中搜集出相关的诗歌和历史，后来，安纳诺斯先生称赞说我描写的古代城市的文章“诗意地再现了其内在特质”。
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相信一个十一岁的盲聋小孩的遣词造句如此高深。但这倒让我认清了我自己，我认为自己没有创作的本事，因为我无法创造自己的观点，那么我的文章空泛而无趣也就在所难免了。但有一点我必须要给自己肯定，那就是我可以使用清晰而生动的语言来品评诗意的思想，描述美好的事物。
那些文章是我早期的智力训练课程。同所有缺乏经验的年轻人一样，我通过吸收和模仿将其转化成自己的思想并诉诸文字。书本中任何让我感兴趣的事物，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有一个年轻的作家史蒂文森曾说过，受本能驱使，他总是尽其所能地再现那些最令人景仰的崇高思想，而且他会令人惊讶地将这种崇高转化为千变万化的文字效果。这就是说即使是伟大的人物，也只有经年累月地持续训练，才能汇聚起攻往每一条思想小径的文字大军。
也许到现在，我仍然没有走完这一程。因为我不能从我的思想中分辨出，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书上看来的。而事实上，我读过的东西已经变成了我的精神食粮，它已经与我融为一体。所以说，在我写的几乎所有文章里，我所创造出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很像我最初学习女红时所缝制的一件色彩斑斓的百衲衣。这件百衲衣由各种各样的碎布头制成，虽然不乏精美的丝绸和天鹅绒，可是这些拼凑的碎片始终不能令人满意。同样，我的文章也是既有自己的粗鄙见解，但也不乏一些文学大家的真知灼见。
在我看来，写作的最大困难就在于，我们要用理性的语言去表达不成熟的情感、幼稚的观念和自身混乱的思绪。就像拼凑中国的七巧板和九连环一样复杂。我们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图面，我们希望借助文字表达其含义，但是在通常情况下，文字并不适用于这个范畴，或者说，文字同那幅图案不相匹配。尽管如此，我们依旧锲而不舍地努力尝试，因为我们知道别人已经取得了成功，我们从此看到了希望，怎么能轻易认输呢？
或许有朝一日，我自己的思想和人生经验也会尽显本色。抱着这个信念，我满怀信心，坚持不懈，并且尽量不让《冰雪王》的痛苦记忆变成我学习之路上的阻碍。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惨痛的经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让我对作文中所暴露的问题做出更加深入的思考。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因此失去了安纳诺斯先生的友谊，他可曾经是我最亲爱的朋友啊。
当《我的生活》刊登在《妇女家庭》杂志以后，安纳诺斯先生便发表了一项声明，他在给梅西先生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冰雪王》事件。他相信我是无辜的，据他说，调查团由八名成员组成，包括四名盲人，四名正常人。其中的四人认为我读过肯拜小姐的故事，而另外四人则不支持这种观点。安纳诺斯先生表示，作为调查团成员之一，他投了支持我的一票。
其实，无论这一事件的结果如何，也无论安纳诺斯先生把自己的票投向哪一方，已经不重要了，记得当时，他已经发觉到有人对我产生了怀疑，而我也感到周围弥漫着某种险恶的敌对气氛，其后发生的事件终于印证了这种不祥的预感。以前，每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总会把我抱在膝上嬉戏玩耍，让我忘掉种种烦恼。但这件事之后，他就没再这样对我了。
我相信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安纳诺斯先生一直是相信我和莎立文老师的。但是后来到底为什么他的立场发生了明显的偏转，我就不得而知了。同样，我也不知道具体的调查细节，我甚至连“陪审团”成员的名字都不知道，他们也不曾跟我说过话。当时，我心情激动，难以顾及其他事情，而且我吓得惊恐万状，根本无法提出异议。到现在，我已经几乎想不起来我说过什么话，或者别人跟我说过什么话了。
我之所以把《冰雪王》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么详细地描述出来，是因为它在我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意义非常。我希望自己不要再被误解，以后如果再有类似的误解出现时，我会冷静地阐明事实，既不会巧言辩白，也不会怨天尤人。
事情是这样的，我曾写过一个题目叫做《冰雪王》的小故事，我还把它送给了帕金斯盲人学院的安纳诺斯先生，这个故事就是引起麻烦的根源。为了把事实交代清楚，我必须从头慢慢讲起，以讨回我和莎立文老师应该得到的尊重与肯定。
在我学会说话之后的那年秋天，我在家中写下这个故事。当时，我们住在弗恩采石场，睡觉的时间也比平时晚得多。莎立文老师向我描述了深秋树叶的美丽多彩，她的讲述似乎唤醒了我对某个故事沉睡的记忆。这个故事一定被我读到过，我一定是在不知不觉间记住了这个故事。于是我想，我也要编写一个故事。说写就写，各种各样的思绪从头脑中喷涌出来。我发现了创作过程的喜悦，体会到了文思泉涌的快乐。
在我的指端下富有生命的文字畅快游走，我把一个又一个句子写在了我的盲文木板上。变幻的词语和丰富的想象力变得唾手可得，显然这表明它们并非是出自我思想的产物，最多只是被我头脑遗弃的零星碎片。那时，我如饥似渴地汲取我读到的任何东西，从来就不会对著作本身有什么想法。即使是现在，我也无法完全在我的思想和我读到的那些书之间划清界限。我想，这是因为我只能依靠别人的眼睛“看”世界的缘故，也因此造成了我过多地接受了别人的所见所闻，而缺少自己思考的现状。
故事一写完，我就立刻讲给老师听。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沉醉其中的情景，当然还有被老师纠正单词读音时的懊恼之情。晚餐时，我把故事读给全家人听。他们惊讶于我写得如此之好，甚至有人问我这是不是我自己写的，是不是从别的书里读到的故事。
这样的疑问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和反感，因为我不记得有谁曾为我读过这样的故事。我大声澄清道：“哦，不，这是我自己的故事，是我为安纳诺斯先生写的故事。”
最后我把整个故事整理下来，并且把它作为生日礼物寄给了安纳诺斯先生。有人建议我应该把《冰雪王》这个题目改为《秋天的落叶》，但是我坚持用自己的题目。我亲自把这个小故事送到了邮局。一路上，我都非常高兴，轻飘飘的仿佛走在了云层里一般。那时的我完全没有料到，我会为这件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付出多么深重的代价。
安纳诺斯先生非常喜欢我的《冰雪王》，他还把故事登在了帕金斯盲人学院的一份刊物上。可以说，这把我推到了快乐的顶点，但是片刻之后，我就从云端直坠地面。我刚回到波士顿不久，就有人发现了一篇同《冰雪王》类似的故事，那个故事名叫《雪仙子》，作者是玛格利特?肯拜小姐。这篇故事出自一本叫做《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的书，而这本书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出版了。
两篇故事无论在思路还是语言上都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说，我的故事是一篇剽窃之作。起初我感到难以理解，但是搞明白后，我感到既震惊又伤心。没有一个孩子像我这样饮下了这么多的苦水。我感到颜面尽失。我令我最爱的那些人疑虑重重。可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搜索枯肠左思右想，直到厌倦了回忆我读到过的任何有关森林的故事。而且在写《冰雪王》之前，我也不记得看到过任何有关冰雪的故事。只记得杰克?弗罗斯特有一首写给孩子们的诗叫做《寒冬奇想》，内容大概和冰雪有关，但我并没有引用这首诗啊。
虽然安纳诺斯先生深受困扰，但是他开始的时候还是相信我的，我很感谢他。我原以为这只是个短暂的阴霾，很快就会消散了，可谁知道事情还在恶化。
为了让安纳诺斯先生高兴，我尽量掩饰自己的不快，在我得到那个坏消息之后不久，我以最优雅的举止参加了华盛顿诞辰的庆典活动。
在伙伴们组织的假面舞会中，我扮演了谷物女神色瑞斯。我的身上围裹着华丽的织物，头上缠绕着亮闪闪的秋叶，手脚周围布满了果实和谷物；然而大家都不知道，在这些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外表之下，我的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忧伤。
庆典活动的前一天晚上，学院里的一位老师问了我一个同《冰雪王》有关的问题。我告诉她，莎立文老师曾跟我介绍过杰克?弗罗斯特及其出色的诗作。我想我讲的某些事情让她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她从中“觉察”到了我对肯拜小姐的《雪仙子》记忆犹新，甚至认为我坦白交代了自己的过错。虽然我一再重申她这是错误推断，但她还是把自己的结论提交给了安纳诺斯先生。
于是善良的安纳诺斯先生认为我欺骗了他，对我和莎立文老师为捍卫清白而做的辩解充耳不闻。他相信，或者至少是怀疑，我和莎立文老师故意偷取了别人的思想精华，并且将其用作自己赢得他人赞赏的工具。我还受到了由学院教师和官员组成的调查法庭的质询，而莎立文老师则被告知要暂时回避。
我被调查法庭翻来覆去地问讯，他们似乎下定决心要将我判定为：曾读过《雪仙子》。我认为每一个引起怀疑的问题都是他们的主观臆断。同时，我也感觉到了一个亲密的朋友正在用责备的眼神看着我，只是我无法把这些感受用言语表达出来。我想大吐心中的委屈，但是除了几个简单的音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甚至连我的意识开始涣散，感到前所未有的头晕目眩。
终于，我被获准离开房间了，令人安慰的是莎立文老师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而我的朋友们也都说我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她们为我感到自豪。可遗憾的是，当时我头晕脑涨，根本没有留意老师的拥抱和朋友们的好言安慰。
那晚我躺在床上，号啕大哭，我希望别的孩子不要遭受我这样的痛苦。我浑身发冷，觉得自己在天亮之前就会死去，而且，这种想法令我感到了一丝宽慰。我想，假如在我长大后遇到这种伤心事，那么我的灵魂一定会破碎到无法修补的境地。但幸运的是，这件事发生在我小的时候，因此遗忘天使迟早会收集起早先痛苦岁月的所有悲伤，并且将其彻底清除出我的记忆。
莎立文老师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也没有听说过《雪仙子》的故事。但她在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的帮助下，仔细地调查了这件事，最后终于有了些眉目。原来霍普金斯夫人有一本肯拜小姐的《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1888年，我和她一起在布鲁斯特度过了夏天，当时莎立文老师正在外出休假，霍普金斯夫人为了逗我开心，就为我读各种各样的书，但她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是否为我读过《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中《雪仙子》的故事了，而且她现在也已经无法找到那本书了，因为她把之前我们住过的那所房子给卖掉了，而在卖掉房子的时候，她处理了大量的青少年读物、老旧课本和童话故事，《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很可能就夹在其中。
对我而言，当时这些故事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不过，那些奇异的单词拼写，足以让一个没有任何乐趣的小孩子开心一阵子了。虽然我连任何一个同那些故事有关的情节都记不起来了，但是我无法忘掉学习单词的艰苦过程。在老师休假归来后，我马上让老师给我解释那些陌生的词。但这其中并不包括《雪仙子》故事里的单词。
或许真的曾经有人把肯拜小姐的故事读给我听，这些记忆只是暂时性的遗忘，当我需要的时候，它们又迅速恢复。我想这些语言在我头脑中留下了无法抹杀的烙印，最终成为我思想的一部分，只是我一直没去注意这个问题而已。
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怀和爱护，我的朋友们统统向我伸出了援手，把我从低谷中拉上来。肯拜小姐亲自写信安慰我：“有朝一日，你也会用自己的头脑写出一篇伟大的故事，它将会抚慰很多人，将会让很多人受益匪浅。”
虽然肯拜小姐这样说，但是这个预言从来没有实现过，因为自那以后，我不敢再做仅仅为了娱乐而玩弄辞藻的游戏了。我被恐惧折磨着，我害怕我写的东西不是我自己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是在给母亲写信的时候，我也会感到如临大敌般惴惴不安。我会反反复复地拼写句子，以确信我并没有在某本书中读到过这些话。要不是莎立文老师一直对我进行鼓励，我想我甚至连把那些单词组合成句都无法做到了。
后来我又将《雪仙子》读了一遍，又看了看我在写《冰雪王》时期所写的信，结果在一封时间是1891年9月29日，写给安纳诺斯先生的信中找到了佐证，这封信里的措辞和观点确实很像《雪仙子》的语言。当然，这些都是被我融会贯通后的，能够代表我自己思想的词句。比如，我是这样描述老师所说的秋日中金黄色的树叶的：“是的，它们的美丽足以安抚我们对逝去夏日的眷恋之情。”这事实上是肯拜小姐的故事中的一个观点。
这种深受周围事物同化的习性是我很习惯和喜欢的，我在早期通信和最初的写作中无不透露出同化因素的影响。我曾在自己的文章里写到了希腊和意大利的古老城市，我借用了多姿多彩的生动描述，但是我已经不记得它们是出自哪本书了。
因为我知道安纳诺斯先生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遗迹情有独钟，非常推崇它们所创造的古代文明。所以，我便从我读过的所有书本中搜集出相关的诗歌和历史，后来，安纳诺斯先生称赞说我描写的古代城市的文章“诗意地再现了其内在特质”。
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相信一个十一岁的盲聋小孩的遣词造句如此高深。但这倒让我认清了我自己，我认为自己没有创作的本事，因为我无法创造自己的观点，那么我的文章空泛而无趣也就在所难免了。但有一点我必须要给自己肯定，那就是我可以使用清晰而生动的语言来品评诗意的思想，描述美好的事物。
那些文章是我早期的智力训练课程。同所有缺乏经验的年轻人一样，我通过吸收和模仿将其转化成自己的思想并诉诸文字。书本中任何让我感兴趣的事物，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有一个年轻的作家史蒂文森曾说过，受本能驱使，他总是尽其所能地再现那些最令人景仰的崇高思想，而且他会令人惊讶地将这种崇高转化为千变万化的文字效果。这就是说即使是伟大的人物，也只有经年累月地持续训练，才能汇聚起攻往每一条思想小径的文字大军。
也许到现在，我仍然没有走完这一程。因为我不能从我的思想中分辨出，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书上看来的。而事实上，我读过的东西已经变成了我的精神食粮，它已经与我融为一体。所以说，在我写的几乎所有文章里，我所创造出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很像我最初学习女红时所缝制的一件色彩斑斓的百衲衣。这件百衲衣由各种各样的碎布头制成，虽然不乏精美的丝绸和天鹅绒，可是这些拼凑的碎片始终不能令人满意。同样，我的文章也是既有自己的粗鄙见解，但也不乏一些文学大家的真知灼见。
在我看来，写作的最大困难就在于，我们要用理性的语言去表达不成熟的情感、幼稚的观念和自身混乱的思绪。就像拼凑中国的七巧板和九连环一样复杂。我们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图面，我们希望借助文字表达其含义，但是在通常情况下，文字并不适用于这个范畴，或者说，文字同那幅图案不相匹配。尽管如此，我们依旧锲而不舍地努力尝试，因为我们知道别人已经取得了成功，我们从此看到了希望，怎么能轻易认输呢？
或许有朝一日，我自己的思想和人生经验也会尽显本色。抱着这个信念，我满怀信心，坚持不懈，并且尽量不让《冰雪王》的痛苦记忆变成我学习之路上的阻碍。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惨痛的经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让我对作文中所暴露的问题做出更加深入的思考。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因此失去了安纳诺斯先生的友谊，他可曾经是我最亲爱的朋友啊。
当《我的生活》刊登在《妇女家庭》杂志以后，安纳诺斯先生便发表了一项声明，他在给梅西先生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冰雪王》事件。他相信我是无辜的，据他说，调查团由八名成员组成，包括四名盲人，四名正常人。其中的四人认为我读过肯拜小姐的故事，而另外四人则不支持这种观点。安纳诺斯先生表示，作为调查团成员之一，他投了支持我的一票。
其实，无论这一事件的结果如何，也无论安纳诺斯先生把自己的票投向哪一方，已经不重要了，记得当时，他已经发觉到有人对我产生了怀疑，而我也感到周围弥漫着某种险恶的敌对气氛，其后发生的事件终于印证了这种不祥的预感。以前，每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总会把我抱在膝上嬉戏玩耍，让我忘掉种种烦恼。但这件事之后，他就没再这样对我了。
我相信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安纳诺斯先生一直是相信我和莎立文老师的。但是后来到底为什么他的立场发生了明显的偏转，我就不得而知了。同样，我也不知道具体的调查细节，我甚至连“陪审团”成员的名字都不知道，他们也不曾跟我说过话。当时，我心情激动，难以顾及其他事情，而且我吓得惊恐万状，根本无法提出异议。到现在，我已经几乎想不起来我说过什么话，或者别人跟我说过什么话了。
我之所以把《冰雪王》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么详细地描述出来，是因为它在我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意义非常。我希望自己不要再被误解，以后如果再有类似的误解出现时，我会冷静地阐明事实，既不会巧言辩白，也不会怨天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