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的春天，我开始学习说话。其实我很早就有发声讲话的冲动，而且这种冲动变得日益强烈。我常常会发出一些杂音，也会把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喉咙上出声，而别人则用手感知我嘴唇的移动。我对自己发出的任何声音都感到无比满足。
有人唱歌的时候，我会把手放在他的喉咙上感受震动，有人弹琴的时候，我也会把手放在正在弹奏的钢琴上面。我还喜欢触摸小猫小狗的嘴，去感知它们“喵呜喵呜”的哼唱或者欢快的吠叫。
在我失去视觉和听觉之前，我咿呀学语的速度很快，但是在得病之后，我就停止了讲话。那时，我整天坐在母亲的腿上，还把手放在她的脸上，她嘴唇的移动令我兴味盎然。我也学着她的样子移动自己的嘴唇，也能发出许多声音和模糊的词语。当然，这些声音并不包含与人交流的成分，它只是表明我练习使用发音器官的本能需求。
至今我仍然记得学习“water”这个词的过程，一开始，我总是发出“wa”“wa”的声音。显然，这样的发音别人是听不懂的。直到莎立文老师教我学会用手指拼写后，我便放弃了用发音进行交流的方式。
因为我一直都知道，别人交流方式与我是不同的。同时，我也知道一个聋哑孩子是可以学会说话的，因此，我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交流手段感到了不满。一个完全依赖手写字母来交流的人总会感觉到处处受限。这种挫折感既令我无比懊恼，又使我进一步意识到，我应该尽快弥补自己的交流缺陷。
我的思绪日益高涨，犹如逆风而行的飞鸟，我坚持用自己的嘴唇发音。虽然朋友们竭力阻止我的热情，他们怕我因讲话不成而受打击。但我毫不动摇，后来我听说了拉根希尔德?卡塔的故事，她的事迹令我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那是1890年的时候，萝拉?布里吉曼的授课教师之一拉姆森夫人刚从挪威和瑞典访问归来，她顺道来看我。她对我讲了拉根希尔德?卡塔的故事。拉根希尔德?卡塔是一个又聋又盲的挪威女孩，现在，她已经成功地学会了开口说话。不等拉姆森夫人把女孩的故事讲完，我的希望之火就燃烧起来。我下定决心，也要学会开口讲话。于是，在朋友的建议和协助下，莎立文老师把我送到了萨拉?富勒小姐那里，她是霍勒斯?曼恩学校的校长。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愿意亲自为我授课。
1890年3月26日，我永远记得这一天，这是我们正式开课的日子。富勒小姐的授课方法是这样的：她把我的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这样，当她发音的时候，我就能触摸到她的舌头和嘴唇的位置。我如饥似渴地模仿老师的每一个口形，只用了一个小时，我就学会了六个字母的读音：M，P，A，S，T，I。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十一堂课，我始终记得开口说出第一句话时的惊讶和喜悦，那句话是“天很暖和”。当然，这句话说得结结巴巴，但它的确是人类的语言。在灵魂深处，我感受到了一股挣脱了某种束缚的新生力量。
一个聋哑孩子如果想迫切用嘴说出那些他从没听过的字，想走出那死一般的寂静世界，摆脱那没有爱和温暖、没有虫鸣鸟叫、没有美妙音乐的生活，他就怎么也不会忘记，当他开口说出平生第一个单词时，那像电流一样通遍全身的惊喜若狂的感觉。我想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理解当我能开口说话时，我是沉浸在怎样的喜悦之中。我带着无比感恩的心，同我的玩具、石头、树木、飞鸟和不会说话的动物们交谈。
后来，当听到我召唤的米尔德莱德跑到我跟前，或者听到我命令的狗儿作出正确反应，我内心的激动无法用语言表达。当然，这是后话。但对我来说，能够迅速地说出我想要表达的话而无须翻译，的确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恩赐。
不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全熟练掌握说话技巧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只是掌握了讲话的要素而已。虽然富勒小姐和莎立文老师明白我说的话，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一百个词，他们未必能听懂一个词。这当然称不上真正的语言，就是说，在我学习了这些要素之后，其余的技能就要靠我自己去摸索和练习了。
我要感谢莎立文老师的天才之举，以及她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否则，我是无法在学习讲话的过程中取得进步的。
要想让我最亲密的朋友们听懂我说的话。首先，我必须要夜以继日地加强练习；其次，我需要莎立文老师的持续帮助，就是说让她帮我纠正每一个发音，然后再用上千种方式将所有的音节组合在一起。直到现在，她仍会在日常交流中提醒我读错的音。
聋哑学校的所有老师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对于这莫大的勇气，他们也表示出了赞同。在阅读课上，我仅仅是依靠手指来感受老师嘴唇的动作：我用触觉感知喉咙的振动，口腔的开启和老师的面目表情。在通常情况下，触摸的方式总是出错。因此，我只能强迫自己一遍遍重复单词或句子，有时候这种重复过程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一直到发音正确为止。我的作业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气馁和厌倦的情绪时常困扰着我，但是一想到我就要回到家里，向家人展示我取得的进步，我的信心就会大增。我渴望与家人共同分享我的学习成果的那一时刻。
“我的小妹妹将会听懂我的话。”尤其这句话，让我坚持的信念超越了任何学习上的障碍。我常常出神地重复着一句话：“我不再哑了。”可以预见，我会同母亲快乐地交谈，我可以通过摸她的嘴唇来读懂她的话，我不会再感到沮丧失望了。而且，我惊讶地发现，语言交流要比用手指拼写来得更容易。所以，我会放弃使用手语字母的交流手段。不过莎立文老师和少数几个朋友仍然用手指拼写的方式同我讲话，因为对我来说，这种方式要比唇读方便快捷得多。
说到这里，我顺便要好好讲解一下我们盲人所使用的手语字母，因为这令很多不了解我们的人感到困惑。如果一个人想为我阅读或者跟我讲话，那么他就会用到聋哑人使用的手语字母。我会把自己的手轻轻地放在讲话者的手上，我的动作会轻到不妨碍对方的任何行动。而手对位置的变化很敏感，如同长了眼睛一样。所以，当你为我“读”的时候，我并不会感到辨别字母的速度比你看的速度慢。长期的训练令手指变得异常灵活。在我的朋友们当中，有些人的拼写速度非常的快，就像一个熟练使用打字机的行家一样，这就是不知不觉中锻炼出来的。
当我能够开口说话以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赶回家里。终于，这一天到来了，我踏上了返乡的旅程。一路上，我不停地和莎立文老师说话。当然，这并不是为了单纯地交流，而是为了提高我的说话水平，我坚持练习到最后一刻。不知不觉间，火车已经停靠在图斯康比亚的车站了，全家人都站在月台上迎接我。我的眼中噙满泪水，我永远记得母亲是如何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的，她激动得浑身颤抖不能言语，并仔细地聆听我发出的每一个音节；我永远记得小妹妹米尔德莱德抓住我的手又吻又跳；我永远记得父亲以长久的沉默来表达他的关爱和自豪。我相信我们见面的景象就像《以赛亚书》中预言的那样：“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齐声歌唱。树木也都拍掌欢呼。”我相信这个预言就应验在我身上。
有人唱歌的时候，我会把手放在他的喉咙上感受震动，有人弹琴的时候，我也会把手放在正在弹奏的钢琴上面。我还喜欢触摸小猫小狗的嘴，去感知它们“喵呜喵呜”的哼唱或者欢快的吠叫。
在我失去视觉和听觉之前，我咿呀学语的速度很快，但是在得病之后，我就停止了讲话。那时，我整天坐在母亲的腿上，还把手放在她的脸上，她嘴唇的移动令我兴味盎然。我也学着她的样子移动自己的嘴唇，也能发出许多声音和模糊的词语。当然，这些声音并不包含与人交流的成分，它只是表明我练习使用发音器官的本能需求。
至今我仍然记得学习“water”这个词的过程，一开始，我总是发出“wa”“wa”的声音。显然，这样的发音别人是听不懂的。直到莎立文老师教我学会用手指拼写后，我便放弃了用发音进行交流的方式。
因为我一直都知道，别人交流方式与我是不同的。同时，我也知道一个聋哑孩子是可以学会说话的，因此，我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交流手段感到了不满。一个完全依赖手写字母来交流的人总会感觉到处处受限。这种挫折感既令我无比懊恼，又使我进一步意识到，我应该尽快弥补自己的交流缺陷。
我的思绪日益高涨，犹如逆风而行的飞鸟，我坚持用自己的嘴唇发音。虽然朋友们竭力阻止我的热情，他们怕我因讲话不成而受打击。但我毫不动摇，后来我听说了拉根希尔德?卡塔的故事，她的事迹令我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那是1890年的时候，萝拉?布里吉曼的授课教师之一拉姆森夫人刚从挪威和瑞典访问归来，她顺道来看我。她对我讲了拉根希尔德?卡塔的故事。拉根希尔德?卡塔是一个又聋又盲的挪威女孩，现在，她已经成功地学会了开口说话。不等拉姆森夫人把女孩的故事讲完，我的希望之火就燃烧起来。我下定决心，也要学会开口讲话。于是，在朋友的建议和协助下，莎立文老师把我送到了萨拉?富勒小姐那里，她是霍勒斯?曼恩学校的校长。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愿意亲自为我授课。
1890年3月26日，我永远记得这一天，这是我们正式开课的日子。富勒小姐的授课方法是这样的：她把我的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这样，当她发音的时候，我就能触摸到她的舌头和嘴唇的位置。我如饥似渴地模仿老师的每一个口形，只用了一个小时，我就学会了六个字母的读音：M，P，A，S，T，I。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十一堂课，我始终记得开口说出第一句话时的惊讶和喜悦，那句话是“天很暖和”。当然，这句话说得结结巴巴，但它的确是人类的语言。在灵魂深处，我感受到了一股挣脱了某种束缚的新生力量。
一个聋哑孩子如果想迫切用嘴说出那些他从没听过的字，想走出那死一般的寂静世界，摆脱那没有爱和温暖、没有虫鸣鸟叫、没有美妙音乐的生活，他就怎么也不会忘记，当他开口说出平生第一个单词时，那像电流一样通遍全身的惊喜若狂的感觉。我想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理解当我能开口说话时，我是沉浸在怎样的喜悦之中。我带着无比感恩的心，同我的玩具、石头、树木、飞鸟和不会说话的动物们交谈。
后来，当听到我召唤的米尔德莱德跑到我跟前，或者听到我命令的狗儿作出正确反应，我内心的激动无法用语言表达。当然，这是后话。但对我来说，能够迅速地说出我想要表达的话而无须翻译，的确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恩赐。
不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全熟练掌握说话技巧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只是掌握了讲话的要素而已。虽然富勒小姐和莎立文老师明白我说的话，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一百个词，他们未必能听懂一个词。这当然称不上真正的语言，就是说，在我学习了这些要素之后，其余的技能就要靠我自己去摸索和练习了。
我要感谢莎立文老师的天才之举，以及她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否则，我是无法在学习讲话的过程中取得进步的。
要想让我最亲密的朋友们听懂我说的话。首先，我必须要夜以继日地加强练习；其次，我需要莎立文老师的持续帮助，就是说让她帮我纠正每一个发音，然后再用上千种方式将所有的音节组合在一起。直到现在，她仍会在日常交流中提醒我读错的音。
聋哑学校的所有老师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对于这莫大的勇气，他们也表示出了赞同。在阅读课上，我仅仅是依靠手指来感受老师嘴唇的动作：我用触觉感知喉咙的振动，口腔的开启和老师的面目表情。在通常情况下，触摸的方式总是出错。因此，我只能强迫自己一遍遍重复单词或句子，有时候这种重复过程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一直到发音正确为止。我的作业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气馁和厌倦的情绪时常困扰着我，但是一想到我就要回到家里，向家人展示我取得的进步，我的信心就会大增。我渴望与家人共同分享我的学习成果的那一时刻。
“我的小妹妹将会听懂我的话。”尤其这句话，让我坚持的信念超越了任何学习上的障碍。我常常出神地重复着一句话：“我不再哑了。”可以预见，我会同母亲快乐地交谈，我可以通过摸她的嘴唇来读懂她的话，我不会再感到沮丧失望了。而且，我惊讶地发现，语言交流要比用手指拼写来得更容易。所以，我会放弃使用手语字母的交流手段。不过莎立文老师和少数几个朋友仍然用手指拼写的方式同我讲话，因为对我来说，这种方式要比唇读方便快捷得多。
说到这里，我顺便要好好讲解一下我们盲人所使用的手语字母，因为这令很多不了解我们的人感到困惑。如果一个人想为我阅读或者跟我讲话，那么他就会用到聋哑人使用的手语字母。我会把自己的手轻轻地放在讲话者的手上，我的动作会轻到不妨碍对方的任何行动。而手对位置的变化很敏感，如同长了眼睛一样。所以，当你为我“读”的时候，我并不会感到辨别字母的速度比你看的速度慢。长期的训练令手指变得异常灵活。在我的朋友们当中，有些人的拼写速度非常的快，就像一个熟练使用打字机的行家一样，这就是不知不觉中锻炼出来的。
当我能够开口说话以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赶回家里。终于，这一天到来了，我踏上了返乡的旅程。一路上，我不停地和莎立文老师说话。当然，这并不是为了单纯地交流，而是为了提高我的说话水平，我坚持练习到最后一刻。不知不觉间，火车已经停靠在图斯康比亚的车站了，全家人都站在月台上迎接我。我的眼中噙满泪水，我永远记得母亲是如何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的，她激动得浑身颤抖不能言语，并仔细地聆听我发出的每一个音节；我永远记得小妹妹米尔德莱德抓住我的手又吻又跳；我永远记得父亲以长久的沉默来表达他的关爱和自豪。我相信我们见面的景象就像《以赛亚书》中预言的那样：“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齐声歌唱。树木也都拍掌欢呼。”我相信这个预言就应验在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