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所长问：“这些情况你们北京方面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察觉到吗？”
赵青说：“商业保密是常识，把无可夸耀的部分遮盖起来是人的本能。我们看到的是格律诗音箱的德国权威机构测评报告，是格律诗音箱欧洲总代理和伦敦、柏林、巴黎这些欧洲名城，是高档的音箱和精致的说明书，是宝马轿车，是丁元英这种人的背景，很难想像这些正统的东西怎么能和画面里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林雨峰指着《格律诗公司法人代表身份证明》的文件问：“这个肖亚文是什么人？怎么她成了格律诗公司的法人代表？”
赵青从资料里抽出相关的文件递给林雨峰，解释道：“肖亚文参加了证据交换，我们和法官都质询了这个问题。格律诗公司求和失败之后，叶晓明、冯世杰和刘冰三个股东担心败诉会给他们个人带来经济损失，就把各自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欧阳雪。在这之后，肖亚文出资３５万和负债４０万从欧阳雪手里购得５１％的股权，她就成了董事长兼总经理和公司法人代表，也是这次被告方的诉讼代表。这个女人是警官大学毕业，很有气质，有一定法律知识和社会阅历，此前就职一家猎头公司。”
蒋律师说：“这次交换证据是正式开庭前的预备庭，证据表明，以比对商品成本胜诉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那么，我们以反不正当竞争为起诉理由的法律根据是什么？格律诗公司的生产违反了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相关规定，这种违法的生产方式使格律诗公司的产品低于正常的生产成本，反映到市场上就形成不公平竞争。如果产品从生产阶段就已经存在不正当竞争了，那么市场销售阶段所延续的必然是不正当竞争。”
阎所长为了让林雨峰能清晰理解蒋律师的意思，像背经书一样罗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５３条、第５４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２４条的规定，国务院令第８１号《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４条的规定。
蒋律师说：“格律诗公司没有递交应诉答辩书，原因就是他们股东内部出了乱子，已经顾不上应诉答辩了。这个情况说明一个问题，叶、冯、刘三人对胜诉没有信心，所以及时脱离了公司。他们是最了解公司情况的人，他们判断出败诉可能性的根据是什么？焦点也在生产方式上，正是生产阶段的不正当竞争让他们得出了可能败诉的结论。”
阎所长说：“雨峰，格律诗公司只是前台做戏，你的真正对手是丁元英，无论作为诉讼代理还是作为朋友我都必须要告诉你，胜诉的把握不大。要证明被告在生产阶段存在不正当竞争，就必须首先证明生产农户与格律诗公司的隶属关系。在丁元英的设计里公司与农户是一个体系里的两个部分，千真万确是一回事。但是，要证明这一点非常困难，个体户再小也是法人，一纸工商执照就把这种实质上的隶属关系变成了法律上的商业关系，很难说法庭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会采信哪一个。而且，即便隶属关系成立也未必就能胜诉，客观上的不正当竞争不等于法律上的不正当竞争。违反了上述法律是否可以构成不正当竞争？如果适用反倾销法没有问题，而中国的法律在这方面还是一个空白。”
赵青问：“叶、冯、刘三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可他们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既然关注的焦点都一样，他们的根据是什么？”
蒋律师解释道：“观念，传统观念！一是传统的‘事实胜于雄辩’的观念，二是传统的疑罪从有的观念，三是传统的青天大老爷的观念。中国人一直接受简单的文化思维教育，他们相信法律是神圣的，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阎所长说：“雨峰，基于胜诉把握不大，如果你提出撤诉，我能理解。拿了委托人的钱打不赢官司，我们也不体面。但是，撤诉就等于承认了格律诗音箱的价格，依此类推，乐圣旗舰的价格就应该在２０００元以内，乐圣旗舰的成本显然不具备这种承受力，其后果可想而知。我以为，败诉了，省这两个钱救不了乐圣。胜诉了，花这两个钱不算什么。打是死，不打也是死，打下去可能还有一线希望，不如拼死一搏。诉讼代理费可以做些调整，分为胜诉和败诉两档，胜诉按原合同的１５０％计费，败诉按原合同的５０％计费。”
林雨峰问：“怎么个还有一线希望？”
阎所长说：“被告将１９９６年的《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作为证据提出，目的是证明农户与公司从来就不存在隶属关系，从而规避商品产地和榨取式生产两个问题。这就‘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无可避免地会将这位丁先生露出水面。我们对格律诗公司扶贫的宗旨不做质疑，会议记录和公司宗旨恰恰证明丁元英是整个体系的策划者，也恰恰证明丁元英早在公司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就已经策划好了这场官司，现在他们之所以不需要律师，是因为丁元英已经为这场官司做了两年的准备，公司和农户从来就没存在过真正的独立。”
林雨峰默默地点点头。
蒋律师将一瓶矿泉水打开递过去。
阎所长喝了一口水润润嗓子，继续说：“格律诗事件表面上是侵害了乐圣公司一家，而实质上是冲击了整个音箱市场，甚至更大的范围。最可怕的是它传播了一种观念：我可以这样竞争。一旦这种观念被法律默许，各行各业凡是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产品都会卷入这种恶性竞争，扰乱市场价格秩序。法庭有义务本着公共利益的原则、诚实信用的原则和保护正当竞争的原则，依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赵青说：“商业保密是常识，把无可夸耀的部分遮盖起来是人的本能。我们看到的是格律诗音箱的德国权威机构测评报告，是格律诗音箱欧洲总代理和伦敦、柏林、巴黎这些欧洲名城，是高档的音箱和精致的说明书，是宝马轿车，是丁元英这种人的背景，很难想像这些正统的东西怎么能和画面里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林雨峰指着《格律诗公司法人代表身份证明》的文件问：“这个肖亚文是什么人？怎么她成了格律诗公司的法人代表？”
赵青从资料里抽出相关的文件递给林雨峰，解释道：“肖亚文参加了证据交换，我们和法官都质询了这个问题。格律诗公司求和失败之后，叶晓明、冯世杰和刘冰三个股东担心败诉会给他们个人带来经济损失，就把各自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欧阳雪。在这之后，肖亚文出资３５万和负债４０万从欧阳雪手里购得５１％的股权，她就成了董事长兼总经理和公司法人代表，也是这次被告方的诉讼代表。这个女人是警官大学毕业，很有气质，有一定法律知识和社会阅历，此前就职一家猎头公司。”
蒋律师说：“这次交换证据是正式开庭前的预备庭，证据表明，以比对商品成本胜诉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那么，我们以反不正当竞争为起诉理由的法律根据是什么？格律诗公司的生产违反了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相关规定，这种违法的生产方式使格律诗公司的产品低于正常的生产成本，反映到市场上就形成不公平竞争。如果产品从生产阶段就已经存在不正当竞争了，那么市场销售阶段所延续的必然是不正当竞争。”
阎所长为了让林雨峰能清晰理解蒋律师的意思，像背经书一样罗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５３条、第５４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２４条的规定，国务院令第８１号《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４条的规定。
蒋律师说：“格律诗公司没有递交应诉答辩书，原因就是他们股东内部出了乱子，已经顾不上应诉答辩了。这个情况说明一个问题，叶、冯、刘三人对胜诉没有信心，所以及时脱离了公司。他们是最了解公司情况的人，他们判断出败诉可能性的根据是什么？焦点也在生产方式上，正是生产阶段的不正当竞争让他们得出了可能败诉的结论。”
阎所长说：“雨峰，格律诗公司只是前台做戏，你的真正对手是丁元英，无论作为诉讼代理还是作为朋友我都必须要告诉你，胜诉的把握不大。要证明被告在生产阶段存在不正当竞争，就必须首先证明生产农户与格律诗公司的隶属关系。在丁元英的设计里公司与农户是一个体系里的两个部分，千真万确是一回事。但是，要证明这一点非常困难，个体户再小也是法人，一纸工商执照就把这种实质上的隶属关系变成了法律上的商业关系，很难说法庭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会采信哪一个。而且，即便隶属关系成立也未必就能胜诉，客观上的不正当竞争不等于法律上的不正当竞争。违反了上述法律是否可以构成不正当竞争？如果适用反倾销法没有问题，而中国的法律在这方面还是一个空白。”
赵青问：“叶、冯、刘三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可他们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既然关注的焦点都一样，他们的根据是什么？”
蒋律师解释道：“观念，传统观念！一是传统的‘事实胜于雄辩’的观念，二是传统的疑罪从有的观念，三是传统的青天大老爷的观念。中国人一直接受简单的文化思维教育，他们相信法律是神圣的，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阎所长说：“雨峰，基于胜诉把握不大，如果你提出撤诉，我能理解。拿了委托人的钱打不赢官司，我们也不体面。但是，撤诉就等于承认了格律诗音箱的价格，依此类推，乐圣旗舰的价格就应该在２０００元以内，乐圣旗舰的成本显然不具备这种承受力，其后果可想而知。我以为，败诉了，省这两个钱救不了乐圣。胜诉了，花这两个钱不算什么。打是死，不打也是死，打下去可能还有一线希望，不如拼死一搏。诉讼代理费可以做些调整，分为胜诉和败诉两档，胜诉按原合同的１５０％计费，败诉按原合同的５０％计费。”
林雨峰问：“怎么个还有一线希望？”
阎所长说：“被告将１９９６年的《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作为证据提出，目的是证明农户与公司从来就不存在隶属关系，从而规避商品产地和榨取式生产两个问题。这就‘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无可避免地会将这位丁先生露出水面。我们对格律诗公司扶贫的宗旨不做质疑，会议记录和公司宗旨恰恰证明丁元英是整个体系的策划者，也恰恰证明丁元英早在公司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就已经策划好了这场官司，现在他们之所以不需要律师，是因为丁元英已经为这场官司做了两年的准备，公司和农户从来就没存在过真正的独立。”
林雨峰默默地点点头。
蒋律师将一瓶矿泉水打开递过去。
阎所长喝了一口水润润嗓子，继续说：“格律诗事件表面上是侵害了乐圣公司一家，而实质上是冲击了整个音箱市场，甚至更大的范围。最可怕的是它传播了一种观念：我可以这样竞争。一旦这种观念被法律默许，各行各业凡是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产品都会卷入这种恶性竞争，扰乱市场价格秩序。法庭有义务本着公共利益的原则、诚实信用的原则和保护正当竞争的原则，依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