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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13)

作者:张宏杰
更新时间:2018-11-13 04:16:27
    所以,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这次东巡所收贡品,应该归为“迎銮贡”。不过,即使是“迎銮贡”,也应该仅限于所经过地方的官员。而这一次,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巡抚官员们也都放下工作,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进献大批财物,从体制上讲可以说并无先例,也毫无道理。这一事件唯一可以说明的,就是皇帝对贡品的需索已经达到了失态的程度。

    随着老皇帝越来越失态,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务推到一边,集中精力为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越到后期,官员们进贡的次数越多,物品越丰。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这一年,长芦盐政徵瑞进贡十五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九次。其中伍拉纳十一次进贡日期分别是:三月初八、三月十一日,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九日、六月初七、七月十九日、八月十一日、十二月初七、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几乎无月不贡,成为中国进贡史上的奇观。

    而到了皇帝的生日,进贡浪潮更是席卷全国。每到此时,整个帝国变成了大小官员们呈献贡品的万国博览会。据朝鲜使臣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大寿时,他在中国一路所见的进贡景象实在令人咋舌:北京附近,各地进贡的大车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三万辆。除大车外,那些珍贵怕碎的贡品以人担、驼负、轿驾,更是多不胜数。“其杠而担者,物之尤精软云”。“每车引马骡六七头,轿或者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为了抢运贡品,车辆互相争道,“簧火相望,铃铎动地,鞭声震野”。好不气派。(朴趾源《万国进贡记》)

    很多人都说,进贡之风的兴起,是打开乾隆朝政治腐败大门的钥匙。

    皇帝过度收受贡品,本身就是一种严重腐败行为。

    官场上,送点小礼物,是人之常情。如果礼品价值过限,就是腐败。同样,按定制收受贡品,自是帝王维持正常生活的必须,但像晚年乾隆这样毫无节制地收受礼物,当然就是犯罪了。

    皇帝的理论是,送给皇帝的礼物是由官员们“自行制办”,也就是自掏腰包,目的是“联上下之情”。既不会增加百姓负担,又沟通了君臣间的私人感情,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并不用太多的思考,就可以判断出“自行制办”之不可能。送给皇帝的“土特产”,几乎件件超出官员们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欢那种镶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纷纷进献。当时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银四千两。而当时广东珍珠价格,重四分的珠子约值银四五千两,重五分的则需六七千金,如像龙眼果那样重三钱的大珠竟值两万两银。一柄如意的价值如此,其他礼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精美绝伦的礼品,每一件都是民众的膏血凝成。

    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汇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荣,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皇帝的无比热爱之义,实际上却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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